独立思考意识的形成，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是一个很奇怪也很好玩的事情。我的母亲作为一个思想控制年代里被洗脑的受害者，几乎在任何时候都会坚定地和执政者站在一起，但即使是这样，也会出现意外：九十年代初美帝国主义总拿贸易最惠国待遇跟中国政府说事儿的时候，有一阵子新闻联播天天谴责美帝的同时，还反复播放一小撮在美华人到白宫门口为此抗议的消息，母亲连着看了几天，最后有点迟疑地跟我说，这美国佬怎么会允许一帮外国佬天天到他们政府门口这么闹腾啊？看来这美国的自由不像是骗人的啊？我为了这个奇迹又惊又喜，跳起来说，妈，你终于开窍了？新闻联播就应该是这样看的啊。
在我接触到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读物之前，单是因为忠于自己的感受，或是基于一些常识，就已经能感觉到这个世界是荒谬和愚蠢的了，比如从初中时开始我就不停地听到这么一个主流的世界观：”你不抽烟？不喝酒？你还是不是男人？”（它的最常见的变体是”烟酒都不沾，那你还算什么爷儿们？”）那时候我总是想，如果能让他们停止说这些蠢话，我愿意成为他们指定的任意性别。到了快成年的时候，我终于学会让这些话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了，但为了不伤害感情，大部分的时候我都会努力控制面部表情”茄子”。到我二十多岁离开家乡为止，传统陋习中的强行劝酒一直都是我跟朋友交往时的一个噩梦，我始终都很讨厌喝酒。那时候我的酒量还不错，这样的好处是被迫应付一些场合的时候不至于扛不住，坏处是在有熟人的场合很难以”我这个人一点儿酒也喝不了”为由躲掉，这和那些喝一点就满脸通红，再喝一点就要胃出血的人的情况刚好相反，但你很难说哪一种特质的结果更糟糕。我的同学里，有些是酒精过敏的体质，在这个对他们来讲很难说是不险恶的环境中生存，都有过那么几次被损友灌酒再被送进医院的悲惨经历，但我三十多岁后回去跟他们吃饭，发现他们终于练出了一点点酒量后，也开始满嘴酒气、满脸通红地逼那些不爱喝酒的人：”不行！小张这杯你必须喝”。浑浑噩噩的人来到世间，总是跳不出这个圈子：先是傻头傻脑地成为受害者，然后再愣头愣脑地成为施害者。
民族问题上的精神折磨是导致我养成思考习惯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我长大的时候，虽然没有像这个世界的很多灾难土地上的人们那样经历民族仇恨，但还是能从很多方面感觉到一定程度的民族隔阂，比如在学校里朝鲜族的小流氓和汉族的小流氓都或多或少倾向于欺负非本民族的同学，两族的口语里都保留了很多对对方带有歧视性的用词，异族情侣交往时通常要承受更多的家庭压力等等。整天看着这些怪现象胡思乱想寻找答案的同时，我还不得不抽空应付那些无聊的长辈提出的无聊问题：”你不认识朝文字？你是个朝鲜族怎么可以不识朝文呢？””这场比赛你希望朝鲜队赢还是中国队赢？””如果以后朝鲜和中国打起来，你会支持哪一方？”现在回头再看这些曾经给我的青春期造成过困扰的问题，我很庆幸它们给了我思想训练的最初动力。其实，对于没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人来说，情况并不会因为不是发生在异族之间而有任何区别：一个没头脑的中国人，生在大陆，就痛恨国民党，生在台湾，就痛恨共产党，在思想上，他们从来都不是自己，他们永远是别人。
如果生在一个落后国家的偏僻角落里，长大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肯定没有人能在思想上给你很大的帮助，很多时候，不要说帮助，就连多少能够互相理解和沟通的人都很难遇到。除了性和暴力，我在青春期最主要的烦恼就是几乎找不到能畅快交流的人，总感觉身边的人好像不是笨蛋就是坏蛋（好在我自己在很多方面也非常笨，所以也经常被他们嘲笑，总算大家都能心平气和）。这样想来，辍学后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寻找答案和慰藉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了。由于缺乏明确的计划和指导，我在辍学后读书最集中的那几年，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文学书籍上，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点儿遗憾的。在最初的思想启蒙方面，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大陆零星出版的那些李敖的文集，在九十年代末逐渐看清李敖的真实嘴脸之前，他一直都是我心中最酷的偶像。
胡乱读了几百本书之后，我渐渐意识到我可能不需要学校的所谓”教育”了。幸运的是，稍后我让父母也有了类似的感觉（虽然他们始终都不是很有把握）。在我十八周岁前的那个冬天，我终于彻底离开了学校。按照那时候家乡人的习惯说法，我的这种退学行为是”不读书了”，尽管还在”读书”的同学们读的都是名著节选，我读的都是名著全本。每次我尝试指出日常生活的荒谬本质时，都会被那些习惯了荒谬的笨蛋们说成是”偏激”，后来我就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可想而知，他们因此变得更加有信心了，”你看，你多偏激啊”。
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中国小说家是余华和王朔。王朔最红的时候，我误以为我们这一代青年的一些特征，比如满嘴不真诚或不怀好意的真诚、羞于表达内心、假装浑身上下哪儿都不柔软、讽刺挖苦一切据信是庄严或美好的东西并以此为酷等等，都是受了他的影响才形成的，后来看了胡平的”犬儒病”才慢慢想明白，王朔只是满足了那个时代的心理需求，并没有带来或改变什么。在一个犬儒主义观念盛行的时代，以明显的犬儒主义风格满足了大众心理需求的作家王朔，骨子里并不是一个犬儒主义者，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和真诚的人，这是一个令人备感温暖的荒诞事实。二零零七年，王朔接受访谈时说，”我前些年一直扮演一个北京流氓王朔，其实我不是，我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我内心真的很美，我没有害过人，没有对不起人，我没有欺负过比我弱小的人。”我看到报道时非常感动，用混不吝的、玩世不恭的语气调侃了半辈子之后，他终于还是自己说出来了。胡平在”犬儒病”的题记中说，”人心不会熄灭，但它可能蒙上灰烬而不再燃烧。灰烬本来是燃烧的产物，但它反过来又抑制了燃烧。拨开灰烬，你会看到重新燃烧的人心。”
虽然我也不可避免地彷徨和脆弱过，但我不记得我这辈子有过”熄灭”或是”蒙上灰烬”的时候。在我长大后看到很多反映类似”残酷青春”这样的主题的文艺作品之前，我还以为我的青少年时期过得还算顺利。我后来发现我经历过的很多真实事件，比如小时候被几个人渣般的老师轮流摧残，比如在中学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一群学校附近的流氓无端羞辱和殴打，比如我离开校园之后跟一个女孩子热恋但她一直对我隐瞒着她的妓女身份等等，这些对年轻人来说显然是非常残酷的经历放到这些作品主人公的生命里，都会成为一个足以使他们杀人放火，或是彻底颓掉成为一个虚无主义者的充分条件。这些事情放在真实的生活里，对很多人好像也确实会产生类似的结局。但是在我身上，这些遭遇好像只能让我扎扎实实地难过一段时间就过去了，甚至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阴影。作为一个心理素质奇差、随便有点什么事情都会瞬间就紧张出一身冷汗的笨蛋，我又渐渐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内心强大、择善固执的人。我不能确定这里面有多大的运气成分，想来一定是有的；我能确定的是，我为了一个我希望坚持的东西做过很多努力和心理调节。我做了教师以后，有些和我一样生长在小地方的学生来信说，他们在身边找不到能沟通交流的朋友，感到很孤独。而且到处都是善意地摧残他们的长辈，整天打击他们拒绝同流合污的信念，搞得他们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的坚持和这种坚持的价值了，问我如何保持饱满的情绪和旺盛的斗志。孤独的问题，我想限于条件，只能用读书的方式来解决。至于肯定自己的坚持和价值，我长大的时候，自我调节的方式和过程大概是这样的：我不断听到那些在人品和能力上都让我由衷鄙视的长辈们对我说，你不要生气，中国的事儿就是这样，你生气也改变不了的，其实你到哪儿都一样，一定要学会适应环境，你不要太较真儿了，差不多就行了，你这样的态度到哪儿都吃不开……这种话听得多了，我就慢慢明白了，哦，原来我是一个正直的，对是非善恶感受强烈的，有理想，有追求，有原则的热血青年。过了些年，这些长辈们再次见到我的时候又惊讶地说，咦？你怎么还是这德行？一点都没变？你这样怎么还没被人搞死？听说你小子混得还挺好？劝你还是小心点吧，你这么臭得瑟没什么好下场……这种话听得多了，我又渐渐明白了：哦，原来我是一个正直的，对是非善恶感受强烈的，有理想，有追求，有原则，有坚持的热血青年，并且还是个聪明的，有勇有谋的热血青年……
我把凯鲁亚克小说里的一句话，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抄录在这里：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当你试图放弃一个你知道是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希望你能再看看这句话。